應該重新審視『國術』

作者:馬明達

『國術』是一個已經被人們淡忘了的名詞。

近年來,武術前輩日見凋零,國術,以及與之相聯的許多史事,距離人們越來越遙遠了。長時間裏形成的誤解和偏見,本來就使『國術』蒙上許多塵垢,加上時間的推移,『國術』究竟是怎麼回事,如今即使在專業圈子裏,能說得清楚的人也怕是寥寥無幾了。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反觀武術百年歷程,毫無疑問,國術館一段歷史佔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的。當然,不能說過去沒有開展研究,但又不能不承認研究遠遠不夠,而且多有偏頗。今天的武術,正處在世紀之交的又一個關鍵時刻。當此之際,深入研究百年來的武術發展史,認真總結包括國術館在內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對國術和國術館諱莫如深的年代早就過去了,新一代的武術工作者和武術官員們,有些人已經注意到了國術館的成就,注意到國術館一段史實所提供的借鑒價值。1998年10月,李傑同志專程到蘭州出席著名武術家馬鳳圖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會議期間就曾多次講到國術館和張之江先生的貢獻,並向張之江的女兒張潤蘇女士表示,他一定會出席張之江先生的紀念活動。這是令人感慨的一幕。與過去某些人相比,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變化。

我以為當前最迫切的,還是需要從澄清基本史實入手,首先弄清楚究竟什麼是『國術』。進而再同今天的武術,特別是官辦的『競技武術』進行比較,以史為鑒,幫助我們深化思維,豐富思路。在當代的武術理論研究中,有些其實並不複雜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或者是早就解決了,卻被擱置在那裏,未能通過官方的理論導向逐步變成大家的共識。所以,在武術界,至今還存在著許許多多謊誕不經的說法,存在著以訛傳訛式的『理論指導』,神秘主義還大有市場。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主因恐怕同長期以來武術管理部門不重視理論研究有關,也同某些身在要津的『權威人士』的實際水平有關。最近頒佈的『必讀教材』《武術段位制理論教程》裏,就大量存在這類問題。舉一個例子來說,該書第一章第一節《武術的概念》有下面一段話: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武術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民國初期稱「國術」、「功夫」。新中國成立後統稱為武術。』

這段話的後半部分是錯誤的,至少是很不準確的。

首先,說『民國初期稱「國術」、「功夫」』,無論時間上和概念上都是錯的。

事實上『武術』一詞在民國初年就相當流行,也被官方所採用。舉例說,早在民國四年(1915),北洋政府教育部就採納了教育家徐一冰等人的倡議,明文將『武術』列為學校必修課。民國七年(1918)十月,全國中學校長會議議決:『請全國中學一律添習武術』。還有,馬良早在清末就揭出『新武術』的旗號,民國初又陸續組編了『中華新武術』系列教材,這套教材於民國六年(1917)被北洋政府頒定為全國軍警必修教材,後來又被北洋教育部指定為全國中等學校、國民學校教材。與之相應,北方多個省市出現了『新武術傳習所』。張之江正式向國民政府申請改『武術』為『國術』是在民國十六年(1927),第二年三月國術館宣告成立,『國術』一詞才逐步通行天下。顯然,民國十六年不能算是『民國初期』,而張之江以『國術』取代『武術』,本身就證明『武術』在前,『國術』在後,怎麼能說民國初年叫『國術』,解放後才叫『武術』呢?至於『功夫』一詞,原本是華南沿海地區和海外華人華僑的叫法,並非全國性用詞,倒是近些年來在海外流行起來,外國人大都以『中國功夫』來代稱武術,成了約定俗成的名詞。這應該是一個極普通的常識了。

其次,《理論教程》不做任何論證,以民國年間的『國術』等同於解放後的『武術』,同樣是很不準確的。殊不知『國術』與『武術』雖有某種淵源關係和相同之處,但總體上存在很大差別,從內容到形式都明顯不同,所以,不可以將二者簡單地等同起來。

『國術』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國民政府對民族體育──曾經被稱之為『土體育』──的官方稱謂。

我國古代所謂『武藝』,本身就是一個涵蘊寬廣的概念,它包含了軍旅武藝和民間武藝兩大領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間接的武藝活動的總稱。進入近代,古代武藝的一部分內容喪失了繼續存在的社會基礎,逐漸走向消亡;但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因為具有顯著的健身、娛情和搏擊功能,從而繼續得到人們的喜愛。清末民初,在西方體育文化的影響下,一些有識之士努力為傳統武藝尋求新的發展空間,試圖使之向近代體育價值系統靠攏並與之接軌,在名稱上便放棄『武藝』而改稱為『武術』、『國技』等。如果說民國初期的『武術』、『國技』等,在概念上還缺乏明確的內涵與外延界限,那麼,張之江提出的『國術』,類同於『國畫』、『國醫』,是一個相當明確的概念。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專案,而是一個以徒手與器械的格鬥競賽為核心的民族體育體系。它從技術類別到管理體制,從理論構建到競賽規則,都形成一套略具規模的制度。儘管它存在不少缺陷,甚至說存在某些嚴重缺陷,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力圖體現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族體育體系,是民國時期我國民族體育存在與發展的主要形式。

眾所周知,『國術考試』是國術館的主要活動之一,也是官辦國術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國術考試條例》和《細則》規定,國、省、縣三級考試分為文科和術科兩類。文科就不必說了。術科考試實際上就是國術競賽,它分為預試和正試兩個層次。預試有搏擊、摔角、劈劍、剌槍、拳械五個專案,三項通過者為合格,可以參加正試。正試又分為初試、復試、決試三輪。初試按體重分成五個級別,參加者用抽籤配對的辦法進行搏擊、摔跤、劈剌、剌槍四個專案的考試,經陶汰升入復試,最後選拔三人進入決試。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當時全國各地的國術考試發展很不平衡,全國性的『國考』也只進行過兩次,但『國術考試』對當時民族體育起過顯著的倡導推動作用,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民國十七年(1928)十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一次『國考』,實際具有實驗性質。選手先要參加初賽,初賽內容是刀、槍、劍、棍、拳的套路演練,演練及格後,再參加對抗專案。對抗專案有散手、短兵、長兵和摔跤等。第二次『國考』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十月在南京舉行,基本上按照已經出臺的《條例》和《細則》進行。除了這兩次『國考』,不少省市也都舉行過選拔賽和地方性的比賽,各地比賽專案不盡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國術館的有關規定進行的。

『國術』的結構是多元的,它包括了傳統武藝遺存在民間的多個獨立專案。有拳械套路演練,有徒手和長短器械格鬥專案,又將自古以來與武術相輔相成的民族摔跤納入其中,還包括了與傳統武藝有密切關係的射箭、彈弓、毽子和力量測試等專案。這些專案都是各級國術館訓練與傳播的內容,也是學校國術活動的內容。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舉行的六屆全運會上,國術被正式列為比賽專案,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選取了拳術、器械、摔角、射箭、彈丸、踢毽、測力六個比賽單項。受『國術』普及水平的限制,大多數運動員只選報其中一兩個單項,但也出現兼報多項的情況,如青島的楊為傅報了摔角、測力、射箭、拳術四項,浙江王志華報了拳術、器械、摔角、射箭四項,等等。還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術前輩佟忠義、王子平、姜容樵、吳峻山等人,都在六運會上擔任裁判工作,但他們擔任的不是武術裁判,而是摔角裁判。這反映了民國時期的國術家多是拳械與摔角兼通的。那時,一個國術家,不能只靠演練幾下套路來敷衍人,如果拿不起大槍,不會摔跤,不懂擒拿,不能從事拳械格鬥運動,沒有足夠的武學綜合素養,恐怕是稱不起『國術家』,更登不得武壇上座。

解放後的武術大家都很瞭解,它同『國術』的區別顯而易見。我以為解放後武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簡言之,從新中國建立到1955年是第一階段,高峰是1953年11月在天津舉行民族形式體育表演與競賽大會。這次大會的專案設置、競賽制度等都保留了『國術考試』的某些特點,反映了新舊社會的鼎新革舊並沒有造成民族體育傳承的斷裂,相反,由於增設了許多『國考』所沒有的少數民族體育專案,在管理和宣傳上克服了國術館時代的許多弊端,從而使這次大會的民族特色更為突出,生動地體現了新中國的民族體育政策和風範。我的全家,即我的父親、三位兄長和年幼的我,還有我的侄孫輩多人,有幸在不同的層次上參加了這次大會,全家大受鼓舞,感受至深,至今不能忘懷。可惜,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樣的運動會只此一回便嘎然而止了。80年代以來,國家興辦了少數民族運動會,成為國家最重要的體育競賽活動之一。但它同『民族形式體育』不論在概念上和內容上都大不相同。

從1955年到1978年為第二階段。

1955年武術經歷了『收縮和整頓』,這對民間武術的正常開展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57年『反右』中,一些老武術家被打成『右派』,一些『反右』文章,如張非垢同志的《武術工作中的兩條路線》,毛伯浩(陳捷)同志的《駁王新午的謬論》、《談談武術運動的改造與發展》等,對以後的武術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從總體上說,新中國的武術運動仍有很大發展,武術作為一項民族形式體育專案,一直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首先,它的社會位置有了明顯提高。學校武術和專業體校武術成績卓著,專業隊的創建和運動員等級制度的試行,作為探索,都具有積極意義,使武術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在武術指導工作中,『左』的傾向也日見嚴重。特別在武術競賽活動中,『左』的傾向,加上某些具體領導者的孤陋與偏見,在對所謂『唯技擊論』的批判聲中,將所有對抗專案一刀砍掉,其他原屬於『國術』體系的許多專案均遭到摒棄,結果只剩下形影孤單的拳械套路演練一種形式。進而又以體操為模式,推出『國家規定』的以所謂『長拳』為核心的『競技武術』體系,實際上是用某一兩種民間通俗拳法的風格一統中華武壇,使武術進一步體操化、舞蹈化,以至雜耍化。相當一段時間裏,全國武術比賽活動只是由二、三百名專業隊員在『爭奇鬥豔』,運動員們一般都比較矮小,他們善於『翻騰跳躍』,不斷地翻騰出新的花樣來,因為比賽的核心就是看誰跳得更高,翻得更多,亮相更漂亮,把這些東西名之曰『難度』,號稱『質量高、難度大、造型美』。發展到極至,便是緊隨『左風』,編出一大批『板凳破步槍』一類的『對打』;畫了妝並配上音樂的單練和群練;以及『反修拳』、『語錄拳』等光怪陸離、莫明其妙的東西。理論上是批判『復古』和『封建主義』,批判『武術界的孔孟之道』。『規定拳』之類在『文革』中曾張揚一時,八面威風,成了與民間傳統武術相對立的『紅色武術』,於是被民間私諡為『革命樣板拳』。『樣板拳』長期獨領武壇風騷,傳統武術備受壓制。不但原屬於『國術』範疇的許多內容消亡了,就以套路而言,大量傳統套路也悄然消失,有些則在風氣之下逐漸發生衰變,變成一種徒有其名、似是而非的東西。

1978年以後是第三階段。

『三中』全會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特別由於黨和國家對武術的高度重視,廣大群眾的巨大熱情,使武術一度出現空前熱潮。以『挖整』工作為例,僅此一項國家就花了近千萬的資金,這是舊中國根本無可比擬和無法想像的。長期遭受禁錮的散手終於開禁,給單一形式的『競技』活動注入新的活力。武術大步走出國門,多種國際組織相繼誕生,武術成了亞運專案‧‧‧等等,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績。然而,我們不能不冷靜地指出,武術的『撥亂反正』走了過場,武術指導工作一誤再誤。於是,武術的發展狀況與黨和國家的重視與期望之間相距甚遠,與廣大群眾和武術愛好者的期望之間也存在很大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武術指導工作中,對『左』的東西和與之相聯繫的一系列偏差沒有做過深刻觸動和理論清理,許多東西相沿成習,被延續下來。理論研究嚴重滯後,並不斷趨於淺薄化,甚至是庸俗化;科研工作中偽劣產品充斥;競技活動中不正之風盛行,這早就成了公開的秘密;民間武術神秘主義沈渣泛起,迷信滋衍。一度出現的武術熱,因為沒有得到恰當的把握和引導,很大程度上變成泡沫效應。泡沫很快就消失了,頓時由大熱跌到大冷。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抓基礎建設,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只陶醉於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結果必定如此。短兵曾獲准實驗,但試行不久便匆匆不見了。散手總算開展起來了,卻與套路競賽分道揚鏢,自成畛域。絕大多數散手運動員不會也不願意練套路,因為『規定套路』之類對散手非但無益反而有害。『練』與『打』的關係至今困擾未決,造成競技武術總體上的南轅北轍現象。競賽套路體制還是老一套,雖然不斷有新的競賽套路系統被專家們『創編』出來,直至最近又大張旗鼓地推出了『段位制』和與之配套的套路及『難度動作』,實際上無非是若干程式化動作的又一輪排列組合,就如同拼合七巧板一樣。至於套路競賽規則,不斷修修補補,越搞越繁瑣,越來越難以操作,就連制定者們自已也常常說不清楚。『競技武術』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國內外重大賽事經常是四座空空,場面十分尷尬。不管運動員翻上多少個『高難』跟斗,也無濟於事。

總之,當代武術不能不以推行了近四十年的『競技武術』為主要成就,競技武術又不能不以套路競賽中的『長拳體系』為其代表。新長拳體系對武術運動的普及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青少年武術訓練的規範化上,在通俗性的表演觀賞方面,以及在造就影視武打名星和通過武打片以擴大武術宣傳方面,其成績不容低估。然而,它的缺陷和誤謬顯而易見,同樣不容低估。國內外武術愛好者早就對單調乏味的『長拳風格』興趣索然,批評之聲越來越大,練習者越來越少,其存在主要依賴主管部門的強力推行。而長期處於民間狀態的傳統武術,卻依然保持頑強的生命力,無論國內國外都形勢看好。一興一衰,此起彼落,是事物自身的價值和社會對它的價值取向所決定的,決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進退。

最近風聞,為了適應『競技武術』體制,武術管理機構對傳統武術也要搞『規定套路』。這又是一次令人茫然不解的怪誕行為!我不知道,如此重大的舉措,主管部門到底有沒有做過認真的研討。對流派紛逞、理論叢脞的傳統拳派,如何進行統一,取捨標準又如何制定,怎麼個『規定』法?這些都是理論性很強而操作難度很大的問題,不經過深思熟慮和廣泛聽取意見,不取得某一個拳種的多種流派的基本認同,但憑行政權威發號施令,指定某一家或某一種流派作為『規定套路』,要求天下人都要以此『欽定』為准,這實在是一種十分荒唐可笑的行為。這種事情發生在改革開放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發生在科學與民主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當代中國,真正令人不可思議!

武術必須實行改革,從管理體制到競賽體制,從理論、教材到最近匆匆拋出的『段位制』、『規定套路』之類,都應在清理改革之列。最近,我們終於看到了某些改革跡象,管理體制上要逐步推行市場化、社會化,這是令人欣悅的動向。武術是傳統文化,改革不能只盯著競技體制一個方面。一定要充分考慮到保存和發揚它作為傳統文化的特質和它所蘊涵的民族人文精神,同時又要充分考慮到時代性,考慮到與世界體育文化的接軌,對世界體育文化的一體化前景要有前瞻意識。武術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體育的主體,振興武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振興民族體育,振興具有東方文化特色中華體育文化,所以,武術改革一定要多從振興民族體育這樣一個大思路上動腦筋。這方面以往的錯誤太多,損失太重,今後的每一步都該謹慎從事、深謀遠慮。

我以為在當前形勢下,重新審視一下『國術』是非常必要的。

『國術』的歷史存在,是以民族體育面臨挑戰和文化轉型為前提的,從本質上講,它不過是一次試驗,也可以說是一段殘破不整的歷史。但,我們又必須客觀地看到,在『國術』上面,凝結著一批志士仁人的智慧和愛國之心,這些志士仁人中的大多數是當時民族體育的精英,是民族體育文化的優秀的傳承者。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以後,在我們以沈重的歷史代價擺脫了『左』的羈絆後的今天,我以為在給予這段歷史以公正評價的同時,還應該去仔細地審視一下它的全貌,深入細緻地研究一下它的倡導者們的思路,以及其社會實踐的成敗利鈍。比較是鑒別的前提。如果我們能夠以『國術』與當代武術進行一番綜合比較,我想,這對擴大武術改革的思路會有一定啟發,會獲得某種參照效應。

傳統武術是一個體系,是一個複雜的多元結構,絕不是一個單一形式的運動專案,在這一點上,當年以張之江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武術家──實際稱他們為『民族體育家』更恰當些,無疑看得准,也看得深。歷史沒有給予他們充分施展抱負和才華的機遇,慘澹經營的『國術』只是百年過客而已,但是,它是我國民族體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一筆不可以忽視的的文化遺產。我相信,在人們對民族體育的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國術』的理念和它的實踐經驗,一定會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認知,有一天,人們終於會重新啟動它,以新的姿容再現它的輝煌。我還相信,這一天絕不會是遙遙無期的事情。

傳統文化是培植和涵養民族自尊心的重要依託。在門類繁盛的傳統文化天地裏,體育文化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它有著不同尋常的生命力和延續性,不論遭際怎樣的曲折艱險,都能夠頑強地存在並發展下去。世界各國,概莫如此。因此,尊重歷史,不斷地汲取前人的成果,是繼承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盲目地否定過去,一切遵循所謂『政治標準』來做出文化上優劣取捨的決定,這種簡單粗暴的思想方法曾經使我們辦了不少蠢事,使傳統文化遭受巨大損失,國家和人民吃了不少虧。在武術的繼承與發展問題上,教訓尤其沈重,值得我們深深地反思。

研究歷史的意義在向它尋求借鑒,特別是為了記取教訓,並不是為了倒退,為了發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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