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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拳入門 錯了一生
作者:馬明達 馬廉禎
明代是中國武術大發展大變化的時代，也是少林武術迅速成長並產生了巨大社會影響的時代。在明代，少林武僧被國家正式編列為「鄉兵」，少林僧兵曾多次接受朝廷徵調參加戰爭，著名的少林僧將三奇周友應運而生，成為少林武僧的代表人物，他的赫赫戰功對擴大少林寺的知名度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整個明代少林武僧的個人活動也顯得十分活躍，關於少林武僧的故事比前朝突然增多起來。少林寺有了名，自然一些其它寺院的遊方僧人——特別是那些通曉武藝的僧人——便會冒稱少林和尚，這種情況肯定是有的，所以明清文獻中有記載的少林武僧未必都是可信的，還需要我們小心求證。
明代中期，東南地區倭寇肆虐，沿海百姓遭受了極大的苦難。此時，在大大小小的御倭戰爭中，湧現出了許多民間勇士，他們憑借一腔熱血和一身武藝，勇赴國難，不惜以身報國。而一些僻居塵外的少林武僧也走出叢林，主動走上抗倭戰場，產生了多位名垂青史的武僧。《明史》卷91《兵志》載：「倭亂，少林僧應募者四十餘人，戰亦多勝。」其實當時應募參戰的少林武僧不止此數，而其中最有名是天員、月空、孤舟、智囊等。他們是三奇周友以外另一批少林武僧的精英人物。
嘉靖三十三年（1554），浙江都司韓璽率領一支由各地的鄉兵所組成的混合軍隊攻打盤踞在南匯（今）的倭寇，據載，這支軍隊裡就有遠道應募而來的少林武僧數十人。八月十三日，韓璽率軍與倭寇戰於白沙灣，是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勝仗。關於此戰，明代公私著述多有記載，其中以《吳淞甲乙倭變志》載之最為簡明清晰，我們不妨引錄如下：
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御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遍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白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峰、真元者，乘勝追斬其級，為賊所乘，被殺。
實際上僧兵參戰並非只此一回，在此之前，就曾有八十多名僧兵在韓璽統率下與倭寇作戰，僧兵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英勇殉國。
明代，特別是明中後期，少林武僧名播天下，以至於出現了「天下武藝出少林」的說法，這自然與少林武僧參加抗倭戰爭有很大關係，具體說與天員、月空、孤舟、智囊以及了心、徹堂、一峰、真元等一大批武僧的英勇事跡相關。在套子武藝日益滋衍，民間武藝因出現嚴重虛花傾向而大半喪失實用價值的明中後期，少林武僧的抗倭義舉，不僅張揚了少林寺追求正義、捍衛正義的傳統精神，而且證明少林武藝依然保持著純樸實用的真實價值，保持著中華武學的「正脈」。這在社會腐敗、武風萎靡的明中後期，是非常之難能可貴的。正因為如此，明清間的多位武藝經典著作家，包括戚繼光、俞大猷、鄭若曾、程沖斗、程子頤、吳修齡等，都對少林武藝給予了肯定，這些人都是學養宏深、文武兼長的武學學者，與遊街走巷、高聲叫賣的民間江湖把勢絕不可同日語，而他們的評價代表著中華武學主流派的觀點，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由於少林武僧的赫赫威名，當時一些官員也紛紛召募起僧兵來，希望僧兵能協助地方抗禦倭寇。於是，便有了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有了本文標題的「花拳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的產生。明末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下《拳棒僧》條載云：
董青芝祠部聞倭儆，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僕。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談。
董青芝祠部，應該就是董份，浙江烏程縣人，明代一位名宦兼學人，但《明史》沒有他的傳。烏程屬吳興，當地有座青芝山，故以青芝代稱地望，稱他為董青芝。「祠部」是禮部的代稱。據雍正《浙江通志》卷179載：
董份字用均，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由庶常歷官禮部尚書。古文詩詞書法並有高出一世之概，著有《泌園集》。
嘉靖辛丑即嘉靖二十年（1541）。《泌園集》37卷，見收在《四庫存目叢書》中，是他的孫子董嗣茂為他選編的。
董份是個典型的文人，不用說他並不清楚武藝之道，更不瞭解社會上以武藝自鳴者其實大多是些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打虎將」、「張鐵臂」之流，並沒有多少真實的功夫。顯然董份所召募的「教師數十人」都屬於此類，不然便不會在與少林僧的「角拳」中竟然全數吃了敗仗。而這位「少林僧」也不詳其名號，但我寧願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少林武僧，而非一般的江湖假冒者流，理由是，一、他確有真才實學，居能使數十位教師「皆僕」；二是他的一句「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道出了一個重要武藝現象，並且透露出古代武學的一個重要理念，一句至理名言。
二
「花拳」、「花棒」一類詞語，至少在宋元時代就已經出現，它所反映的歷史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武術史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象徵著一個轉型歷程的開始。舉一個著名的例子。請看創始於南宋臨安的書會先生、大致成型於元朝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的第一回，此回寫史進與禁軍教頭王進比棒，被王進打敗，便一心要拜王進為師，重新學藝。王進感念史家父子的厚待之情，也願意收這個少年雄健的弟子。他對史太公說：
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全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
王進的話道出了「花棒」一類武藝的實質：一是「好看」，二是「上陣無用」。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專門用來「人前飾觀」的表演性武藝，此類武藝的表演形式主要是套路，故又被稱之為「套子武藝」。
我曾經把這種主要用於表演的「武藝」歸之於民間武藝體系中的「流俗派」，現在看來這個結論缺乏具體分析，有一概而論之嫌。其實這種花法武藝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原因和必然性，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在注重武藝的實用價值的古代，軍旅武藝家們，或是努力追求實戰之效的民間武藝家們，都瞧不起這類東西，一個「花」字便毫不掩飾的表露出對它的鄙夷。一直到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花拳繡腿」、「花架子」等，都溯源於此，這些詞至今也仍然是貶義的。
80年代初，在《讀〈水滸〉隨筆·花棒》一文中，我曾對古代花法武藝的產生及其發展趨向等有過一番分析，我的主要觀點都擺出來了，因此我不想再做重複之論。?下面，我僅對「花拳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談點認識。
至少到了明代，民間花拳之類已經相當發展，成為足以與軍旅實用武藝分庭抗禮的一個流布寬廣而內容龐雜的「花法武藝」領域。花法武藝的興起，給軍旅軍藝帶來一定消極影響，甚至產生了某種衝擊，以至於兵學家們將這類東西視為軍中禁忌，公開加以批評。戚繼光就是花法武藝的批評者，他禁止軍中習練「周旋左右、滿片花草」式的「花法」武藝，然而他所羅列的幾十種「古今拳家」名目中，就未必沒有這類東西。顯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晚年的戚繼光在重新整理《紀效新書》時，竟將被民間拳家奉為武學圭臬的《拳經捷要篇》全部刪除。其實，這是有點矯枉過正了，反映了戚繼光認識上的局限性。明人何良臣在《陣記》卷2《技用》篇中也曾說過：
外如花刀、花槍、套棍、滾權之類，誠無濟於實用，雖為美看，抑何益於技哉？是以為軍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藝。
然而，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明代是否有過相關的禁令，我以為即使確有禁令，其作用也必定很有限，大概只能在軍旅中起作用，卻完全不能禁止花法武藝在民間的傳播與發展。廣大的民間，特別是城鎮市民階層和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正是花法武藝的「用武之地」，在那裡，花法武藝因其體育的和觀賞的價值而擁有大量愛好者，從而不斷滋生繁衍，得到充分發展，並且明顯開始發生某種變異，出現了其說不一而形式各異的非武藝化傾向。我相信，明清兩代民間武藝的大部分內容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的虛花化了，兵械是如此，拳法更是如此。入清以後，眾多拳派的蓬然興起，而且許多都依托於神秘主義，依托於無從考實的高古人物，這就是一個重要標誌，是古典武藝大面積走向虛花的必然結果。
在火藥武器的優勢已經赫然顯露出來的明代中後期，古老的槍棒武藝，特別是原本就「不甚預於兵」的拳法，的確出現了種種變化，無論是軍中或是民間都是如此。面對這些變化，一些優秀的武學學者，包括身在軍旅的俞大猷、唐順之、戚繼光等，也包括身在民間的程沖斗、石敬巖、程子頤、王余佑、吳修齡等，總之多是具有高深武學學養和文化責任感的武藝家，他們都曾經有所思考，曾經對真偽錯雜、良莠不齊的民間武藝重加審視和抉擇，試圖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力求重加整合，以維持其生命力。他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包括從異國引進新的技述系統，但如果從本質上看，其核心是要努力保住以戰鬥實效為基點的中華武學的古老傳統，保住淵源深長、內容宏博的中華武學的文化主體，試圖防止它發生流失，發生衰變，以至游離本位而變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媚俗的淺薄的江湖把戲。那時，這種「江湖把戲」之類已經是隨處可見，武學的文化層位已經在下移，對之，有識之士不能不為之憂心，為之扼腕興歎。我們細讀程沖斗、吳殳的著作，都能從中感受這種情感。
而這中間，少林寺武僧群體的武藝動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少林寺武僧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們是介乎軍旅與民間之間的一個特殊的武藝群體，正由於此，少林武藝便會兼有軍旅武藝與民間武藝兩方面的內容。少林寺不是兵營，自然不會有兵營般嚴格的訓練與管理制度，封建國家也絕對不會允許它發展成為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不僅不會允許，相反一些敏感的朝臣對少林僧人的活動十分注意，因為他們不會不知道歷史上武裝僧徒給國家帶來禍患的事例。所以，朝廷對少林寺僧兵一定有嚴格的限制，有某些具體的規定，只是這些規定目前尚不為我們所知而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朝又確確實實允許少林武裝存在，並且將少林僧兵納入到國家的「鄉兵」系統，時時徵調他們參加戰爭。明代前期有這樣的事情，到明末崇禎皇帝鎮壓張獻忠的戰爭中，還曾徵調過少林僧兵，也確有少林武僧甘願為捍衛大明王朝獻出生命。最著名例子的便是「僧官守備」洪記，他是明末大槍名家劉德長（也曾經是少林僧人）的高足弟子，遊蹤曾到江南。後來「流寇」禍起，他毅然脫下僧裝，身著鐵衣，在河南沁水下頭村之戰中陣亡。吳殳稱讚他「奮鬥以死，不負所學」。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少林武僧群體，儘管完全有可能受到民間花法武藝的浸染，但從總體上看，在武藝取向上卻明顯具有重實效而輕虛花的傾向，顯然，寺僧們不為虛花所動，世守著中華武學務實務真的根本，並且逐步形成自已以棍法為核心的武藝特色。我們相信，少林寺在明代名聲大盛起來，這與寺僧們嚴守武藝本源而不趨時不媚俗的武藝取向是相關聯的，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天下武藝出少林」的說法。我以為這是一個社會評價，雖有誇大成份，但絕非空穴來風，不是傳媒炒作的結果。這方面的文獻證據很多，不但明代中後期少林武僧的活動多數具有這樣的特徵，明代晚期的例證就更多了。
在大略敘述了明代「花拳」的背景和少林武僧的武藝取向後，我們再來審讀「花法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就會感悟到，這看似直白簡單的八個字，其實是蘊涵著一個相當深刻的武學理念，一個武藝主張，一個為少林武僧所遵循的價值觀。仔細體味，感覺頗有禪機，也許這就是「禪武結合」之一例。
我們得承認，花法武藝是中國武藝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花法武藝的氾濫有其歷史原因，絕非少數江湖把勢所能營造得起來的。早在明代，當傳統武藝逐漸失去軍旅戰陣這塊安身立命之地，而花法武藝已經滲透到軍旅之中時，實際上古典武藝已經面臨著某種程度的危機。當時，戚繼光提出「既得藝，必試敵，切不可以勝負為愧為奇」的訓練原則，就是要將技藝的優劣高低放到「試」的天平上去加以考量。「試」就是比試，是競賽。這裡所謂「敵」是指比試的對手，並非戰陣之敵，不然只有存亡，何言勝負？後來，他又強調「先自舞，後比試」的競技原則，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練打結合」的原則。這正是戚斷光的偉大之處，其實質就是要繼承和完善傳統的武藝競技方式，用不斷增加的體育競技因素來盡可能多地保存武藝的真義，特別是保存其中所蘊涵著的豐富的武學精義和體育人文精神。當然，中華武藝從來都不是靜態不變的，相反，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它的內容和形式一直都在不斷地變化著。我的理解，戚繼光「先自舞，後比試」的原則，意味著要有取有捨，有所改革，因為一成不變不足為法，也斷無可能，更不符合戚繼光的一貫思想。「自舞」是必要的，是基礎，是大多數學習武藝者的必由之徑，也是許多普通習武者感知武藝、享受武藝的主要形式；但「比試」是必不可少的，少了這個環節，就不成其為競技，武藝的高低優劣失去了評估的准衡，虛花便成為不可避免。捨棄「比試」而只存「自舞」，本質上就是捨本逐末，捨樸實而求花巧。現代所謂「競技武術」，以個人的「自舞」取代「先自舞，後比試」的傳統競技方式，搞了幾十年，無非是以對表演的打分評議（「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之類）來冒充勝負分明的比賽，如此這般，技術上也只能是走一條以浮華矯揉的蹦蹦跳跳之類來取代腳踏實地的功力展示，可謂花而又花，虛之又虛，至此，明清以來的花法武藝的被當代的「武術家」們發揮到了極至，其虛飾花巧的的程度，恐怕就連數百年前遊街串巷的花拳祖師爺們也會瞠乎其後，自歎弗如！
為了讓花巧也有個「量」，或者說有個「比賽」標準，如今，有專家在努力地設計著各式各樣的「高、難、新、美」的動作，據說就連太極拳裡也加了一個旋風腳接單腿落地，然後堂而皇之的冠其名曰「難度」。我想，誰要是攀著這樣的「難度」去尋求中華武術的真諦，真是無異於緣木求魚。無奈之下，我只能抱著坦誠的態度，送給「難度」的設計者和追隨者們數百年前少林僧人的八字真言：「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作者:馬明達 馬廉禎
明代是中國武術大發展大變化的時代，也是少林武術迅速成長並產生了巨大社會影響的時代。在明代，少林武僧被國家正式編列為「鄉兵」，少林僧兵曾多次接受朝廷徵調參加戰爭，著名的少林僧將三奇周友應運而生，成為少林武僧的代表人物，他的赫赫戰功對擴大少林寺的知名度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整個明代少林武僧的個人活動也顯得十分活躍，關於少林武僧的故事比前朝突然增多起來。少林寺有了名，自然一些其它寺院的遊方僧人——特別是那些通曉武藝的僧人——便會冒稱少林和尚，這種情況肯定是有的，所以明清文獻中有記載的少林武僧未必都是可信的，還需要我們小心求證。
明代中期，東南地區倭寇肆虐，沿海百姓遭受了極大的苦難。此時，在大大小小的御倭戰爭中，湧現出了許多民間勇士，他們憑借一腔熱血和一身武藝，勇赴國難，不惜以身報國。而一些僻居塵外的少林武僧也走出叢林，主動走上抗倭戰場，產生了多位名垂青史的武僧。《明史》卷91《兵志》載：「倭亂，少林僧應募者四十餘人，戰亦多勝。」其實當時應募參戰的少林武僧不止此數，而其中最有名是天員、月空、孤舟、智囊等。他們是三奇周友以外另一批少林武僧的精英人物。
嘉靖三十三年（1554），浙江都司韓璽率領一支由各地的鄉兵所組成的混合軍隊攻打盤踞在南匯（今）的倭寇，據載，這支軍隊裡就有遠道應募而來的少林武僧數十人。八月十三日，韓璽率軍與倭寇戰於白沙灣，是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勝仗。關於此戰，明代公私著述多有記載，其中以《吳淞甲乙倭變志》載之最為簡明清晰，我們不妨引錄如下：
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御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遍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白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峰、真元者，乘勝追斬其級，為賊所乘，被殺。
實際上僧兵參戰並非只此一回，在此之前，就曾有八十多名僧兵在韓璽統率下與倭寇作戰，僧兵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英勇殉國。
明代，特別是明中後期，少林武僧名播天下，以至於出現了「天下武藝出少林」的說法，這自然與少林武僧參加抗倭戰爭有很大關係，具體說與天員、月空、孤舟、智囊以及了心、徹堂、一峰、真元等一大批武僧的英勇事跡相關。在套子武藝日益滋衍，民間武藝因出現嚴重虛花傾向而大半喪失實用價值的明中後期，少林武僧的抗倭義舉，不僅張揚了少林寺追求正義、捍衛正義的傳統精神，而且證明少林武藝依然保持著純樸實用的真實價值，保持著中華武學的「正脈」。這在社會腐敗、武風萎靡的明中後期，是非常之難能可貴的。正因為如此，明清間的多位武藝經典著作家，包括戚繼光、俞大猷、鄭若曾、程沖斗、程子頤、吳修齡等，都對少林武藝給予了肯定，這些人都是學養宏深、文武兼長的武學學者，與遊街走巷、高聲叫賣的民間江湖把勢絕不可同日語，而他們的評價代表著中華武學主流派的觀點，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由於少林武僧的赫赫威名，當時一些官員也紛紛召募起僧兵來，希望僧兵能協助地方抗禦倭寇。於是，便有了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有了本文標題的「花拳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的產生。明末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下《拳棒僧》條載云：
董青芝祠部聞倭儆，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僕。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談。
董青芝祠部，應該就是董份，浙江烏程縣人，明代一位名宦兼學人，但《明史》沒有他的傳。烏程屬吳興，當地有座青芝山，故以青芝代稱地望，稱他為董青芝。「祠部」是禮部的代稱。據雍正《浙江通志》卷179載：
董份字用均，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由庶常歷官禮部尚書。古文詩詞書法並有高出一世之概，著有《泌園集》。
嘉靖辛丑即嘉靖二十年（1541）。《泌園集》37卷，見收在《四庫存目叢書》中，是他的孫子董嗣茂為他選編的。
董份是個典型的文人，不用說他並不清楚武藝之道，更不瞭解社會上以武藝自鳴者其實大多是些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打虎將」、「張鐵臂」之流，並沒有多少真實的功夫。顯然董份所召募的「教師數十人」都屬於此類，不然便不會在與少林僧的「角拳」中竟然全數吃了敗仗。而這位「少林僧」也不詳其名號，但我寧願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少林武僧，而非一般的江湖假冒者流，理由是，一、他確有真才實學，居能使數十位教師「皆僕」；二是他的一句「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道出了一個重要武藝現象，並且透露出古代武學的一個重要理念，一句至理名言。
二
「花拳」、「花棒」一類詞語，至少在宋元時代就已經出現，它所反映的歷史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武術史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象徵著一個轉型歷程的開始。舉一個著名的例子。請看創始於南宋臨安的書會先生、大致成型於元朝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的第一回，此回寫史進與禁軍教頭王進比棒，被王進打敗，便一心要拜王進為師，重新學藝。王進感念史家父子的厚待之情，也願意收這個少年雄健的弟子。他對史太公說：
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全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
王進的話道出了「花棒」一類武藝的實質：一是「好看」，二是「上陣無用」。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專門用來「人前飾觀」的表演性武藝，此類武藝的表演形式主要是套路，故又被稱之為「套子武藝」。
我曾經把這種主要用於表演的「武藝」歸之於民間武藝體系中的「流俗派」，現在看來這個結論缺乏具體分析，有一概而論之嫌。其實這種花法武藝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原因和必然性，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在注重武藝的實用價值的古代，軍旅武藝家們，或是努力追求實戰之效的民間武藝家們，都瞧不起這類東西，一個「花」字便毫不掩飾的表露出對它的鄙夷。一直到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花拳繡腿」、「花架子」等，都溯源於此，這些詞至今也仍然是貶義的。
80年代初，在《讀〈水滸〉隨筆·花棒》一文中，我曾對古代花法武藝的產生及其發展趨向等有過一番分析，我的主要觀點都擺出來了，因此我不想再做重複之論。?下面，我僅對「花拳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談點認識。
至少到了明代，民間花拳之類已經相當發展，成為足以與軍旅實用武藝分庭抗禮的一個流布寬廣而內容龐雜的「花法武藝」領域。花法武藝的興起，給軍旅軍藝帶來一定消極影響，甚至產生了某種衝擊，以至於兵學家們將這類東西視為軍中禁忌，公開加以批評。戚繼光就是花法武藝的批評者，他禁止軍中習練「周旋左右、滿片花草」式的「花法」武藝，然而他所羅列的幾十種「古今拳家」名目中，就未必沒有這類東西。顯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晚年的戚繼光在重新整理《紀效新書》時，竟將被民間拳家奉為武學圭臬的《拳經捷要篇》全部刪除。其實，這是有點矯枉過正了，反映了戚繼光認識上的局限性。明人何良臣在《陣記》卷2《技用》篇中也曾說過：
外如花刀、花槍、套棍、滾權之類，誠無濟於實用，雖為美看，抑何益於技哉？是以為軍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藝。
然而，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明代是否有過相關的禁令，我以為即使確有禁令，其作用也必定很有限，大概只能在軍旅中起作用，卻完全不能禁止花法武藝在民間的傳播與發展。廣大的民間，特別是城鎮市民階層和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正是花法武藝的「用武之地」，在那裡，花法武藝因其體育的和觀賞的價值而擁有大量愛好者，從而不斷滋生繁衍，得到充分發展，並且明顯開始發生某種變異，出現了其說不一而形式各異的非武藝化傾向。我相信，明清兩代民間武藝的大部分內容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的虛花化了，兵械是如此，拳法更是如此。入清以後，眾多拳派的蓬然興起，而且許多都依托於神秘主義，依托於無從考實的高古人物，這就是一個重要標誌，是古典武藝大面積走向虛花的必然結果。
在火藥武器的優勢已經赫然顯露出來的明代中後期，古老的槍棒武藝，特別是原本就「不甚預於兵」的拳法，的確出現了種種變化，無論是軍中或是民間都是如此。面對這些變化，一些優秀的武學學者，包括身在軍旅的俞大猷、唐順之、戚繼光等，也包括身在民間的程沖斗、石敬巖、程子頤、王余佑、吳修齡等，總之多是具有高深武學學養和文化責任感的武藝家，他們都曾經有所思考，曾經對真偽錯雜、良莠不齊的民間武藝重加審視和抉擇，試圖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力求重加整合，以維持其生命力。他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包括從異國引進新的技述系統，但如果從本質上看，其核心是要努力保住以戰鬥實效為基點的中華武學的古老傳統，保住淵源深長、內容宏博的中華武學的文化主體，試圖防止它發生流失，發生衰變，以至游離本位而變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媚俗的淺薄的江湖把戲。那時，這種「江湖把戲」之類已經是隨處可見，武學的文化層位已經在下移，對之，有識之士不能不為之憂心，為之扼腕興歎。我們細讀程沖斗、吳殳的著作，都能從中感受這種情感。
而這中間，少林寺武僧群體的武藝動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少林寺武僧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們是介乎軍旅與民間之間的一個特殊的武藝群體，正由於此，少林武藝便會兼有軍旅武藝與民間武藝兩方面的內容。少林寺不是兵營，自然不會有兵營般嚴格的訓練與管理制度，封建國家也絕對不會允許它發展成為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不僅不會允許，相反一些敏感的朝臣對少林僧人的活動十分注意，因為他們不會不知道歷史上武裝僧徒給國家帶來禍患的事例。所以，朝廷對少林寺僧兵一定有嚴格的限制，有某些具體的規定，只是這些規定目前尚不為我們所知而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朝又確確實實允許少林武裝存在，並且將少林僧兵納入到國家的「鄉兵」系統，時時徵調他們參加戰爭。明代前期有這樣的事情，到明末崇禎皇帝鎮壓張獻忠的戰爭中，還曾徵調過少林僧兵，也確有少林武僧甘願為捍衛大明王朝獻出生命。最著名例子的便是「僧官守備」洪記，他是明末大槍名家劉德長（也曾經是少林僧人）的高足弟子，遊蹤曾到江南。後來「流寇」禍起，他毅然脫下僧裝，身著鐵衣，在河南沁水下頭村之戰中陣亡。吳殳稱讚他「奮鬥以死，不負所學」。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少林武僧群體，儘管完全有可能受到民間花法武藝的浸染，但從總體上看，在武藝取向上卻明顯具有重實效而輕虛花的傾向，顯然，寺僧們不為虛花所動，世守著中華武學務實務真的根本，並且逐步形成自已以棍法為核心的武藝特色。我們相信，少林寺在明代名聲大盛起來，這與寺僧們嚴守武藝本源而不趨時不媚俗的武藝取向是相關聯的，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天下武藝出少林」的說法。我以為這是一個社會評價，雖有誇大成份，但絕非空穴來風，不是傳媒炒作的結果。這方面的文獻證據很多，不但明代中後期少林武僧的活動多數具有這樣的特徵，明代晚期的例證就更多了。
在大略敘述了明代「花拳」的背景和少林武僧的武藝取向後，我們再來審讀「花法入門，錯了一生」八個字，就會感悟到，這看似直白簡單的八個字，其實是蘊涵著一個相當深刻的武學理念，一個武藝主張，一個為少林武僧所遵循的價值觀。仔細體味，感覺頗有禪機，也許這就是「禪武結合」之一例。
我們得承認，花法武藝是中國武藝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花法武藝的氾濫有其歷史原因，絕非少數江湖把勢所能營造得起來的。早在明代，當傳統武藝逐漸失去軍旅戰陣這塊安身立命之地，而花法武藝已經滲透到軍旅之中時，實際上古典武藝已經面臨著某種程度的危機。當時，戚繼光提出「既得藝，必試敵，切不可以勝負為愧為奇」的訓練原則，就是要將技藝的優劣高低放到「試」的天平上去加以考量。「試」就是比試，是競賽。這裡所謂「敵」是指比試的對手，並非戰陣之敵，不然只有存亡，何言勝負？後來，他又強調「先自舞，後比試」的競技原則，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練打結合」的原則。這正是戚斷光的偉大之處，其實質就是要繼承和完善傳統的武藝競技方式，用不斷增加的體育競技因素來盡可能多地保存武藝的真義，特別是保存其中所蘊涵著的豐富的武學精義和體育人文精神。當然，中華武藝從來都不是靜態不變的，相反，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它的內容和形式一直都在不斷地變化著。我的理解，戚繼光「先自舞，後比試」的原則，意味著要有取有捨，有所改革，因為一成不變不足為法，也斷無可能，更不符合戚繼光的一貫思想。「自舞」是必要的，是基礎，是大多數學習武藝者的必由之徑，也是許多普通習武者感知武藝、享受武藝的主要形式；但「比試」是必不可少的，少了這個環節，就不成其為競技，武藝的高低優劣失去了評估的准衡，虛花便成為不可避免。捨棄「比試」而只存「自舞」，本質上就是捨本逐末，捨樸實而求花巧。現代所謂「競技武術」，以個人的「自舞」取代「先自舞，後比試」的傳統競技方式，搞了幾十年，無非是以對表演的打分評議（「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之類）來冒充勝負分明的比賽，如此這般，技術上也只能是走一條以浮華矯揉的蹦蹦跳跳之類來取代腳踏實地的功力展示，可謂花而又花，虛之又虛，至此，明清以來的花法武藝的被當代的「武術家」們發揮到了極至，其虛飾花巧的的程度，恐怕就連數百年前遊街串巷的花拳祖師爺們也會瞠乎其後，自歎弗如！
為了讓花巧也有個「量」，或者說有個「比賽」標準，如今，有專家在努力地設計著各式各樣的「高、難、新、美」的動作，據說就連太極拳裡也加了一個旋風腳接單腿落地，然後堂而皇之的冠其名曰「難度」。我想，誰要是攀著這樣的「難度」去尋求中華武術的真諦，真是無異於緣木求魚。無奈之下，我只能抱著坦誠的態度，送給「難度」的設計者和追隨者們數百年前少林僧人的八字真言：「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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